為何它能如此卓越？這可能是很多人感興趣的話題。

2019年，喬治娜•費里（Georgina Ferry，《為世界而生：霍奇金傳》一書作者）帶你瀏覽《探究精神：一個非凡卓越的學會如何塑造現(xiàn)代科學》（The Spirit of Inquiry: How One Extraordinary Society Shaped Modern Science ）一書，或能助你從中找到答案。

蘇珊娜•吉布森 著 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 年

圖中的劍橋大學天文臺建于1823 年

在劍橋哲學學會成立4 年后

1873年，Nature雜志的一位記者憂心忡忡地寫道：“科學在英國已經(jīng)消亡殆盡……而大學或許是科學最沒有活力的地方。”

這篇匿名發(fā)表的文章，標題叫作“劍橋之聲”，其觀點完全正確，比如，當你把當時的英國大學和德國大學放在一起比較時，就能明顯感到英國大學在科學研究上處于下風。

長期以來，化學、生理學以及實驗哲學的教學和研究始終沒能成為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重點。在長達700年的歷史中，這兩所大學都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訓練年輕人成為教堂牧師之上。對于那些出身更加“高貴”的學生，牛津和劍橋則更多地扮演了精修學校（教學以上流社會的禮儀、規(guī)范為主）的角色。

然而，到了19世紀中后期，情況開始發(fā)生變化。

1873年，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一樣，開始著手建立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物理實驗室，劍橋大學第一位卡文迪許物理學教授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也發(fā)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論文《論電和磁》（Treatise on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從1861年開始，劍橋大學的本科生已經(jīng)能夠獲取為期3年的自然科學學位。

是什么扭轉了英國的科學？

歷史學家蘇珊娜•吉布森（Susannah Gibson）認為大部分歸功于劍橋哲學學會。她把自己的精心研究匯編成著作《探究精神》，并提出：

劍橋哲學學會最終把劍橋大學改造成我們今天熟知的引領世界的科學中心。

19世紀初，“自然哲學”方面的發(fā)現(xiàn)正成為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科學”一詞還需要獲得其現(xiàn)代含義，而“科學家”一詞直到1833年才創(chuàng)造出來。這個詞的創(chuàng)造者威廉•惠威爾（William Whewell）就是劍橋哲學學會的成員。

當時，地方哲學學會在英倫大地遍地開花，從普利茅斯到格拉斯哥隨處可見。哲學學會為求知欲旺盛且能夠負擔會費的人士提供了聚會和聆聽關于最新發(fā)明、發(fā)現(xiàn)討論的機會，討論的內(nèi)容從化石收藏到蒸汽機車。

若干哲學學會（包括紐卡斯爾和布里斯托爾的哲學學會）從成立初期就對女性開放。

不過，劍橋哲學學會有些不同。由劍橋大學伍德沃德地質學院教授亞當•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和他的朋友、博物學家約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于1819年創(chuàng)辦的劍橋哲學學會只接納劍橋大學學生，宗旨則是“促進科學研究，并且……提倡與哲學進步有關的內(nèi)容交流”。

正如吉布森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要想達到促進科學研究、交流的目的，創(chuàng)立學會要比改革大學容易一些。

劍橋哲學學會邀請會員參加每兩周一次的晚間聚會。會上，會員可以發(fā)表演講和展示自己的成果。

會員討論了首任學會主席的威廉•法里什（William Farish）的工業(yè)機械黃銅模型，討論了愛德華•克拉克（Edward Clarke）關于在英國礦石中觀察到鎘的聲明（鎘才發(fā)現(xiàn)沒幾年）。

劍橋哲學學會還出版了自己的期刊，其質量甚至能與倫敦皇家學會期刊一較高下，不過，這份期刊此后經(jīng)歷了一段低迷期。

大量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fā)現(xiàn)最初是在此類聚會上進入公眾視野并且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小獵犬”號旅途中寫信，亨斯洛在1835年11月向劍橋哲學學會成員宣讀了這些信，此時，達爾文正身處塔希提島。

許多物理學發(fā)現(xiàn)都是在這個學會上首先亮相：

J. J. 湯姆遜（J. J. Thomson）尋找電子的實驗

勞倫斯•布拉格（Lawrence Bragg）對其提出的晶體X射線衍射定律的解釋

查爾斯•威爾遜（Charles Wilson）的云室發(fā)明

魯?shù)婪?bull;皮爾斯（Rudolf Peierls）對啟動鏈式反應所需鈾的臨界質量的估算

當時，幾乎所有劍橋大學的活躍研究者都是劍橋哲學學會成員，而那些在學會會議上表現(xiàn)出眾的年輕人也更有機會謀得劍橋大學教職。這個雙向通道為將實驗科學逐步納入本科生教學體系開辟了道路。

劍橋大學開始以興建實驗室、設立研究獎學金和研究生學位的形式為科研提供正式支持。劍橋哲學學會還把其精心分類和編制目錄的博物學標本捐獻出來，幫助劍橋大學建立動物學博物館。

該標本包括博物學家倫納德•杰寧斯（Leonard Jenyns）在劍橋郡發(fā)現(xiàn)的大量動物標本以及達爾文在“小獵犬”號之旅中收集到的魚類標本。

博物學家約翰•史蒂文斯•亨斯洛

劍橋哲學學會還建立了與全世界學術團體（其中包括美國哲學學會和法蘭西學院）進行期刊交流的系統(tǒng)，并因此以極低成本建立劍橋無與倫比的合訂本期刊圖書館。1866年，當學會因員工資產(chǎn)管理不善而被迫出售房產(chǎn)時，劍橋大學為許多書卷提供了儲存之地。

自此，劍橋哲學學會圖書館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劍橋大學的科學圖書館，并且在20世紀70年代正式納入劍橋大學圖書館系統(tǒng)。

曾經(jīng)如何對待女性成員？

雖然學會會員可以在聚會時攜女性（以客人身份）前來，但學會的前瞻性思潮并沒有立刻延伸到性別平等這個方向上來。

1831年，塞奇威克曾竭力推動女性數(shù)學家、作家瑪麗•薩默維爾（Mary Somerville）入會，但最終以失敗告終。

在劍橋哲學學會發(fā)表論文的第一位女性是愛麗絲•約翰遜（Alice Johnson），她是劍橋大學紐漢姆學院畢業(yè)生，于1883年在學會會議上作了鳥類與恐龍解剖比較的論文報告。

紐漢姆學院是1871年專為女性成立的學校，并且擁有自己的實驗室。

另一位紐漢姆學院畢業(yè)生安娜•貝特森（Anna Bateson）也向學會提交了數(shù)篇論文，不過，往往是由她的兄長、遺傳學家威廉•貝特森（William Bateson）代她在學會會議上宣讀。

1929年，劍橋哲學學會終于開始接收女性成為會員，比英國皇家學會早了16年，也比大學授予女性正式榮譽學位早19年。

吉布森仔細研究了2014年歸檔的學會相關檔案，研究結果鞏固了她“劍橋哲學學會影響力巨大”的論斷。

大量信件、會議記錄、財務賬目以及圖書目錄讓我們得以從日常生活的獨特視角看待倫敦哲學學會會員的研究發(fā)展之路。

也曾誤入歧途

當然，我們同時也會看到一些啟發(fā)意義不那么強的“旁門左道”。受統(tǒng)計學家、優(yōu)生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開創(chuàng)的人體測量學熱潮影響，學會于1886年建立了測量本科生及其他人群頭部大小的實驗室，試圖借此將人類頭顱大小和智商聯(lián)系起來，這顯然是誤入歧途。

記載著原始實驗數(shù)據(jù)的卡片如今仍舊保存在檔案中，最初分析這些數(shù)據(jù)的是約翰•韋恩（John Venn），后來則改由統(tǒng)計學家羅納德•費舍爾（Ronald Fisher）進行更為嚴格的分析。

吉布森不止一次在書中提到，劍橋哲學學會是當時科學發(fā)展的“縮影”。

這個詞匯用得頗為恰當，但吉布森還是反復提及，并且這也不是她在書中反復提及的唯一詞匯，似乎這位作者不太相信讀者的記憶力。

如今這個學會自身又變成什么樣了呢？

它仍舊是每兩周舉行一次會員聚會，只是現(xiàn)在的聚會已經(jīng)把關注重點部分轉移到公眾參與，而不只是單純討論最新研究成果。

此外，學會還會給處于科研生涯初期的科學家提供一些津貼。

正如吉布森在書中描述的那樣，劍橋哲學學會已經(jīng)“成為劍橋大學宏偉科學事業(yè)的一小部分，而這也是學會取得成功的真正標志”。